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等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繼形成，標志著佛教民族化歷程的基本結束，此後進入中國民族佛教的持續發展的新時期。

    在這些佛教宗派中，以禪宗的民族特色尤為突出；它在唐末五代迅速傳播，勢力和影響遠遠超越於其他宗派之上。

    禪宗雖尊奉北魏時來華的印度禪僧菩提達摩為初祖，但從現存的資料考查，禪宗的真正創始人應是被奉為四祖的道信（五八〇－六五一）和五祖弘忍（六〇一－六七五）。他們在蘄州黃梅（在今湖北省）的雙峰山和馮茂山（東山）傳法，弟子達五百人以上，所謂“東山法門”禪法已遠近聞名。弘忍死後，禪宗分裂為南北二宗。北宗以弘忍的弟子神秀（？－七〇六）為代表，主要傳播於以長安、洛陽兩京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其禪法基本繼承道信、弘忍的傳統，主張坐禪修心，通過漸進的修行程序達到精神解脫 。南宗以弘忍的另一個弟子慧能（或寫作“惠能”，六三八－七一三）為代表，開始僅流傳在南方部分地區，主張寄坐禪於日常生活之中，反對固守特定的修行方法和程序，強調自己“識心見性”，頓悟成佛。慧能的南宗禪法經其弟子神會（六八四－七五八）的大力宣傳，特別在“安史之亂”後由於唐朝廷的有力支持，逐漸風行全國，成為禪宗主流，如柳宗元《賜謚大鑒禪師碑》所說：“凡言禪皆本曹溪。”此後的禪宗，實際祇是慧能的南宗。因此學術界也有人以慧能為禪宗真正的創始人。

    慧能被禪宗奉為直承弘忍之後的六祖，記載他的生平事跡和語錄的《六祖壇經》是禪宗傳教和教授禪法的主要依據。慧能死後，弟子們到各地傳授南宗禪法，逐漸形成了傳承世系和禪法風格各異的許多禪派。禪會的一支稱荷澤宗，在禪會死後不久便衰微。慧能的另兩個弟子青原行思（？－七四〇）和南岳懷讓（六七七－七四四）分別在吉州青原山（在今江西吉安市東南）、南岳（在今湖南衡山縣）傳法，門下弟子很多。行思門下有希遷（七〇〇－七九一），後來形成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馬祖道一（七〇九－七八八），後來形成臨濟宗、溈仰宗。以上史稱禪門五家。禪宗儘形成這樣多派別，各派又有自家獨物的禪法和傳法方式，但實際皆以《六祖壇經》為基本依據。元代禪僧德異明確地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鑪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壇經序》）

    《祖壇經》在禪宗中是如此重要，但它絕不是一次形成的，也不是祇有一個本子。元代宗寶曾改編過《壇經》，學術界一般稱此種《壇經》為宗寶本。明版《大藏經》所收的《壇經》即為宗寶本。此後，社會上最流行的《壇經》就是宗寶本，其他各種本子的《壇經》逐漸佚失。一九二三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文書中發現了手寫本《六祖壇經》，一九二八年校寫後收編到《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第四十八卷之中。學術蜀稱此為敦煌本《壇經》。敦煌本當抄寫於唐末至宋初，篇幅比通行的宗寶本少得多，不分章節，言語相素，可以看出它是早期的《壇經》，其中為後人附加的成份較少。人們由此得到啟發，《壇經》不祇有一種本子，宗寶本《壇經》不足以反映慧能的思想和南宗開創時的思想和南宗開創時代的真實情況。此後，日本學者在京都的興聖寺發現宋初乾德五年（九六七）惠昕改編的《壇經》的翻印本，後來在石川縣大乘寺、名古屋市真福寺等地也發現此類《壇經》抄本或刻本。經過對比研究，學者們認識到《壇經》有一個形成和演變的歷史，是禪宗思想和歷史發展的反映。

    敦煌本因為是諸本《壇經》中最早的，所以更為學術界珍視。校本很多，除《大正藏》所收矢吹慶輝的校本外，日本鈴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在一九三四年刊行的校訂本《敦煌出土六祖壇經》（森江書店版）是為流行。全書分五十七節，並加校注，撰文解說。因為原敦煌寫本字跡混 亂，錯訛太多，致使現在各種校本都有缺欠，某些字句仍難以讀通。一九四三年中國史學家向達（一九〇〇－一九六六）到敦煌訪查古寫經，從當地名士任子宜收藏品中發現一冊梵夾式蝶裝本的抄經，載有四個禪宗文獻，其中有唐獨孤沛然撰《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諭》（首缺）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向達在一九五〇年寫的《西征小記》（後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對此作了介紹，收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日本學者柳田娃山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禪家語錄Ⅱ•禪籍解題》（日本築摩書房版）中在介紹《敦煌本六祖壇經》時提到：“向達在《西征小記》中講敦煌地方有歸私人所有的一本，其所在不明。”此後一九八〇年柳田為《講座佛教8•敦煌佛教和禪》（大東出版社）所寫的《總說》中又提到此事，說他曾向中國方面多位學者打聽任子宜本《壇經》的下落，但一無所獲。順便提一下，筆者在一九八二年初曾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三個月，參加過由柳田教授主持的“禪宗文獻研究班”，當時班員分工注釋宋惠昕的《禪林僧寶傳》。回國前夕，柳田教授特為我復製了向達的《西行小記》，鄭重囑託回國後打聽一下任子宜本《壇經》的去處。我此後雖多方了解，也無所獲。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我專程赴日本考察日本對禪宗文獻的研究和整理情況，對諸本《壇經》及化們各自的特點作了詳細的調查。在一九八六年春，世界宗教研究所幾位同志參加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任繼愈主編），承蒙中國佛教協會周紹良先生提供一部完整的《壇經》總算知道下落了！就在同年二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三輯的《敦煌縣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中也載錄了編號〇七七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般若波羅蜜經》的目錄。研究所張新鷹同志特地為我復製了一份敦煌本《壇經》、《定是非諭》等，此後我便開始了校勘和研究。其間有朋友帶著敦博本照片找筆者，希望合作研究，但此事最終未能成功。

    本書在一九八六年底完成初稿，此後幾經修改和補充，才成今天這個樣子。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北京召開中日第二次佛教學術會議，我作為中方代表之一發表了《中日的敦煌禪籍研究和敦博本〈壇經〉、〈南宗定是非諭〉等文獻的學術價值》（《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對敦博本《壇經》等作了介紹，收起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希望早日看到敦博本的發表。然而由於某種原因，一拖就是三年多。本書僅發表筆者據照片所作的敦博本《壇經》的校本，至於全部照片，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要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中可以看到。《壇經》敦博本是敦煌本的同源異抄本，它的發表可以補敦煌本的不足，為《壇經》和禪宗研究提供新的資料。

    本書在編排上分三大部分：一、正編，全文發表敦博本（也可稱敦煌新本）的校寫本。二、附編、全文轉載日本鈴木大拙所校惠昕本《壇經》之一的大乘寺本《壇經》。這是國內首次發表。又發表了小區著於唐建中二年（七八一）的《曹溪大師傳》以及《六祖大師緣起外記》等文字，可作為研究禪宗和《壇經》的參考資料。三、研究編，發表筆者所著《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和關於壇經諸本演變、禪法思想的探討》，其中有些見解還很不成熟，希望收起讀者的興趣，作進一步的研究。

    借此機會向已故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表示筆者的敬意。現稱做敦博本或敦煌新本的《壇經》寫本是任子宜先生一九三五年於敦煌千佛山的上寺發現並保存的，在一九四三年向達教授到時又慨然拿出所藏讓他看。筆者也向已故向達教授表示敬意，正是向達教授首次向社會介紹任子宜本《壇經》等抄本，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最後還應特別感謝周紹良先生慷慨地把自己珍藏的敦博本照片獻出，供研究和發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向以重效率為作稱道，本書承定出版社領導和李劍雄同志的大力支持，得以順利出版，敝人不勝感謝。

                                                                                                        楊曾文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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