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据《坛经》载，在授无相戒之始，慧能带领信徒们三唱：“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当身圆满报身佛。”[3](P21)慧能认为，人生本来具有的“自在法性”（自性、佛性）就是“清净法身”，因此佛的法身、报身、化身不在人之身外。依佛教伦理的眼光看，慧能旨在开导人们：人生本具先天的道德属性，这是人们道德觉悟的根据（法身），本着内在德性而起善恶动机的功能，即为化身，善恶的果报即为报身，而所谓归依自性三身佛，就是树立即心即佛的信念、唤起内在的道德自觉。接着，《坛经》又载：“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慧能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3](P28)在这里，慧能把大乘菩萨行中“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自利利他的宏愿摄入无相戒法中，并要求人们以“自性自度”、“自悟佛道”的独特原则去行誓愿力，以宗教伦理的眼光看，便是要求人们靠自觉的道德意志去实现其自利利他的道德理想：“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3](P24)“四弘誓愿”完毕后，慧能并与徒众行“无相忏悔”。慧能无相戒法中的无相忏悔，摒弃了佛门通行的普请礼赞十方诸名号、诵经咒、在佛像前“发露忏悔”或念忏悔文等外在形式，只是要求人们“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除却从前矫诳，杂心永断，名为自性忏”[3](P24)。
行完强调心性反思功夫的无相忏悔（自性忏）后，慧能便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这种三归依戒一改以往归依佛、法、僧三宝的说法，代之以自心归依觉、正、净，以自性（佛性）的信仰取代了外在的信仰。《坛经》中慧能是这样说的：“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指佛，引者注）。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爱著，以无爱著，名离欲尊（指法）。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众中尊（指僧）。”[3](P25)慧能最后总结说：“自性不归，无所依处”，[3](P26)把“无相三归依戒”落实到自心自性上，这样，三归依戒便是真正意思上的佛性戒、持心戒。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无相戒是慧能禅宗对大乘菩萨戒法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从这一创造性的无相戒（佛性戒、持心戒）法中，我们可以透视出南宗顿教法门融摄般若空观和佛性妙有（般若真空与涅ｐáｎ＠②妙有）的整体理路，也可以体会到禅门独特的宗教道德理念。难怪宋代明教大师契嵩对无相戒这般推赞：“无相戒者，戒其必正觉也”、“生善灭恶，莫至乎无相戒”、“无相戒，戒之最也”。[7](P663)
需要说明的是，慧能无相戒（佛性戒，持心戒）在整个禅门思想脉络中也不是凭空而出的。据台湾印顺法师考证，中国禅宗史上，四祖道信是倡“戒禅合一”的关键人物。[8](P53)《楞伽师资记》载道信行谊云：“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门》，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9](P1286)道信使禅与菩萨戒行相结合，以自利利他、兼摄道俗的菩萨戒行，扩大了禅法的弘通。这种戒禅合一，改变了道信之前达磨禅与头陀行结合，不利于禅法弘通的情形。承继道信“戒禅合一”的思路，五祖弘忍门下的开法传禅，都与戒有关。[8](P157)北宗神秀“五方便”的“离相门”，在传授禅法以前，也施菩萨戒法的律仪，先发愿、请师、受三归、问五能、忏悔，受菩萨戒。神秀所述的《大乘无生方便门》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9](P1273)与慧能无相戒法形成区别的是，神秀弘传、行持的菩萨戒（持心戒）以“守心看净”、“住心观净”为特征，并执行菩萨戒法的一系列外在仪规，慧能南宗则主张对之超越、摒弃。对此印顺法师评说道：“慧能不重宗教仪式，不重看心、看净等禅法，却重视德性的清净。……将深彻的悟入，安立在平常的德行上，宛然是释迦时代的佛教面目。”[8](P134)印顺法师所说的慧能南宗重视德性的清净，主要是指慧能主张的以无念无住、扫相破执的般若之智，超离十恶业八邪道的“正心”功夫。这种“正心”之心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伦理关系中的现实之心。在这一意义上，持戒修道便是要“自净其心”，而自净其心最终落实在“自正其心”，宗教觉悟与道德自觉融为一体。《坛经》说：“心地无非自性戒。”[3](P49)“若欲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罪，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3](P44)
慧能把德行平正、心性明净视为持戒的根本要求，把世俗伦理的道德规范摄入戒法中，宣称“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一念恶报却千年善亡；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若解向心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若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3](P22,P35,P36)显示了在肯定人性圆满自足、善性本自具有的前提下，见性成佛与修善明心的统一、解脱觉悟与德性自觉的统一，也开示了中土佛教走向“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的人间佛教路径，在这一意义上，所谓“佛法”、“佛性”真的成为禅门向善的方便说教。由于慧能南宗主张持戒净心、持戒正心以求德行的圆满、德性的清净，因此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自正自为成为持戒的本质内容：“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3](P48)后来的宗宝本《坛经》更是大肆阐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在“心平持戒、行直修禅”的旗帜下，持戒的形式主义、道德工具主义成为慧能南宗的反对目标。由于慧能主张“心地无非自性戒”[3](P49)，所以外在的坐禅持戒、拘守律仪被视为白费功夫，这种反对条文式束缚的持戒观，与《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对优婆离尊者开示的戒律观一脉相承。《维摩诘经》中载：有两位比丘，犯了戒律，自知羞耻，但不知罪恶轻重，不敢问佛，于是就来问优婆离，请优婆离解除他们心中的疑惧和愧悔，回答如何免除犯律的罪咎。优婆离就依据戒律，解说他们罪过的轻重，并教示悔过之方。这时，维摩诘来到优婆离面前说：“优婆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10](P541)显然，慧能禅宗吸收了《维摩诘经》中的思想，视戒慎恐惧、诚惶诚恐地奉戒守律的形式主义为异路，而主张名检内德、涵养德性。这种持戒观结合慧能禅宗山林佛教的特色，使得南宗禅在会昌法难及唐末五代离乱后，在都市佛教奄奄一息的情形下，开出荡涤戒律、抖落陈规，自由自在地寻求人生安立与解脱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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