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

一位西方学者的中国情结

　　《咬文嚼字》杂志评选出的“2012年十大流行语”之一是：“元芳，你怎么看？”很多人知道这句话，是因为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狄仁杰是唐高宗、武周时匡正弊政、扶保唐室的贤相，人们过去对他的断案如神知之甚少,因为新、旧《唐书》仅有一句话提及狄公断案，称其于“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是谁重塑了清官狄仁杰并赋予他以神探的形象呢？那便是荷兰小说家、汉学家及外交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热爱中国文化的外交官

　　高罗佩是个传奇人物。在荷兰外交界，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在中外读者眼中，他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在东西方学界，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在语言学家眼中，他是一个精通15种语言的天才。

　　高罗佩于1910年出生于荷兰一个军医家庭，5岁时跟随父母来到了荷属东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的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在当时荷属东印度首府巴塔维亚的中国城，高罗佩初次接触汉字、汉语以及中国的磁器、香炉、庙宇等，深深着迷于这种神秘又奇妙的文化。小学七年级时，他又通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个中国人的奇遇》略知了中国人的生活及理想。从此，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理想在高罗佩心中萌动。

　　回到荷兰上中学后，高罗佩开始自学汉语。他说：“汉字把深刻的内涵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学习汉字使我非常幸福和陶醉。”他请了瓦格宁根大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教他汉语，到上大学时，他已认识很多汉字，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高罗佩”。高罗佩在莱顿大学主修汉语、日语及法律，常在相关刊物上发表自己翻译的中国古诗以及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如在著名期刊《CHINA》上刊登苏东坡《前赤壁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中国古代文学名篇的译文，并发表诸如《<诗经>述评》、《<古诗源>——古代诗歌的源头》、《哲学家杨朱》等研究性短文。在乌特勒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高罗佩选择到外交部工作，迫不及待地奔赴东亚及梦寐以求的中国。

　　高罗佩的第一份工作是荷兰驻日使馆翻译。期间，高罗佩如饥似渴地学习中文和日文，了解中日文化中大量他所感兴趣的知识。他对中国明朝文化情有独钟，因为那是在元、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间隙一个纯粹由汉人统治的王朝，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性的解放及物质的丰富，因而明朝士大夫的业余生活精致而富于情趣。高罗佩向往这种生活，并从琴棋书画入手，努力向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靠拢。他自号芝台，给自己的书房冠以诸如“集义斋”、“吟月庵”、“尊明阁”之类雅致的名字。他拜访了当时的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并跟随中国公使馆秘书孙湜学习书法、刻印等，钻研古字画的装裱。他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造访班禅喇嘛，拜师叶鹤伏（号师梦）学琴，去琉璃厂淘古董及珍稀古籍。工作之余，他一头扎进钟爱的汉学研究，陆续发表或出版有关中国古琴、明末义僧东皋禅师及道教法术的学术论著。

　　1943年3月，高罗佩被派往荷兰驻重庆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当时的重庆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聚集了各界精英，这就给热衷于结交中国名士的高罗佩一个极好的机会。他在日记中说：“在重庆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而因为实际上没有其他娱乐，放松自己的主要活动是每天的茶话会，以及就中国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话题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从1943年3月到1946年4月，高罗佩利用这三年时间结识了多位政界、学界、艺术界精英，如许世英、王芃生、王世杰、吴国桢、冯国祥、郭沫若、田汉、沈尹默、于右任、徐悲鸿、徐元白、查阜西、杨少五等。他参加了重庆天风琴社，以琴会友、切磋技艺；他常去苏渊雷先生所开的书店“钵水斋”及中国友人家中，参加文学界、书画界人士的雅集，以文会友，交流字画鉴赏、古董收藏之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结识了名媛水世芳女士，并于1943年年底与她喜结良缘。他在婚后的业余生活中开始创作狄公案小说。同时他的汉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外交官的职业决定了高罗佩生活的漂泊无定，但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无论多忙，他每天坚持练习书法，终生不辍。“高体”书法沉稳圆润、笔力雄健，别具一格。无论是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高罗佩藏书，还是波士顿大学收藏的狄公案小说及《长臂猿考》的书稿，那些古籍上由高罗佩手绘的小说插图和密密麻麻的手写注释都让我肃然起敬。

　　

开拓汉学冷僻研究领域

　　童年时对中国字画的好奇成为高罗佩研究、收藏中国书画砚墨的动力。如果说《米芾及其砚史》和《书画说铃》只是两本导读性译注的话，《书画鉴赏汇编》则汇集了书画装裱、古字画辨伪、印章鉴赏、名家卷轴收藏等极为丰富的内容。

　　高罗佩年轻时邂逅中国古琴并对其一见钟情，不但师从叶鹤伏、关仲航等习琴，组建重庆“天风琴社”，还由浅入深，开始了对琴铭、古董琴及中国琴文化的研究。除了《琴铭研究》《论三种古琴》《嵇康及其<琴赋>》《中国文人音乐及其在日本的传播》等论著外，他还出版了中国古琴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琴道》。《琴道》是西方系统研究中国古琴文化的力作，从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讨论中国古琴及琴乐，还涵盖了古琴演奏法及减字谱。

　　高罗佩对中国的道教及佛教文化同样兴趣盎然。撰写博士论文时，他接触到了源于印度、经由中国并借空海法师传至日本从而形成“真言宗”的密宗，再加上中学时师承莱顿乌伦贝克教授所学的梵文功底，高罗佩撰写了《悉昙：中国和日本梵文研究的历史》一书，着重讨论滥觞于印度的悉昙在中国及日本的传播史。

　　他还曾向西方学界介绍过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及军事家鬼谷子。《中国的“现结芒果”：有关道教魔法的研究》则向熟知印度“现结芒果”魔术的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道教“瓜果结实于须臾”、“韩湘子令开顷刻花”、“道士种梨”三种魔法，说明中国道教文化的深邃广博。此外，高罗佩在撰写《琴道》时因追溯中国古琴东传日本的历史而注意到了东皋心越禅师，发现东皋在将曹洞宗传至日本的同时也将古琴带到了东土，由此编撰了《东皋禅师集刊》，不仅为佛学史、也为日本琴学史补了阙。

　　高罗佩最为中国学界熟知的汉学研究是其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开创性探索。高氏涉及这一领域纯属偶然，因狄公案系列中的第二部《迷宫案》在日本出版时，在是否用裸女作封面这一问题上，高罗佩与日本出版商发生争执。高认为中国没有色情艺术，以裸女作封面不符合中国传统，而出版商则持相反意见，并建议他去书店及古董店找一找。由此，高罗佩开始了对中国明代春宫画的研究，出版了《秘戏图考》这部开拓性论著。后来在此基础上，他又将整个中国古代的性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从性史、社会史及文化史角度，结合大量史料，撰写了《中国古代房内考》。

　　高罗佩对中国动物文化的兴趣始于他早年的博士研究项目“中国和日本对马的崇拜及其文化渊源”，并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于1935年出版了专著《马头明王古今诸说源流考》，不仅考述了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地的拜马信仰，还将论述范围延伸到了其源头印度密宗对马头明王的崇拜。除了拜马信仰，高罗佩还注意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崇猿文化。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倾力于介绍中国猿文化的学术专著《长臂猿考》，选取猿这一极为贴合中国古代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动物，将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文献及图像中的猿意象纳入视野，横跨文学、史学、动物学、艺术学等领域，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从商周至元明中国猿意象的历史流变，剖析了崇猿传统的文化渊源，并对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四大传统猿主题，即“猿啸哀”、“猿连肱涧饮”、“猿善猴恶”、“猿通臂”进行了探讨，纠正了长期以来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在研究方法上，高氏不仅注重文字文献和图像文献的引证，而且通过长期饲养猿以观察其生活习性，搜集和积累有关猿的音像资料，其研究动物文化的宏通视野和独特方法都具有很强的范式意义，在学术上的开创性并不亚于《秘戏图考》。

　　总之，高罗佩的汉学研究以博学多端著称，虽有零碎、偏门之嫌，但其在许多冷僻领域的开拓之功实不可没。

　　

侦探小说非西方人专利

　　高罗佩“结识”狄仁杰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二战爆发后，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荷兰加入同盟国行列。两国在“龙田丸”号火轮上交换外交官时，高罗佩等人只被允许携带一只皮箱离开日本，而他有限的行李中却有一本清代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也正是这本小说，让高罗佩与生活在1300多年前唐代中国的狄仁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高罗佩眼中，《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前三十回基本符合西方人的欣赏习惯，他将该书前三十回译成英文自费出版，居然大受读者青睐且很快收回了成本。英译版《狄公案》的畅销以及对中国公案小说和刑事案例的强烈兴趣，激发了高罗佩创作狄公案小说的热情，从第一本小说《铜钟案》问世到临终前完成的《黑狐狸》，高罗佩一共创作了二十四种狄公案系列小说。对高罗佩来说，小说创作能提醒中国人不要遗忘自己的公案小说传统，同时告诉西方人，侦探小说并不是他们的专利。他在英译本《狄公案》自序中说，中国“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高罗佩专注狄公县令职守中的平决断狱部分。他广罗中国古代刑律折狱龟鉴及公案小说素材,将其重组拼装到狄公一人身上,除了赋予他为政廉明、执法不阿、不畏权势、体恤苍生这些清官特征外,又为其叠加了注重事实、仔细侦查、严密推理的西方侦探特质，以其西方人的审美趣味,重塑了身兼神判与神探双重身份的狄公形象。

　　有意思的是，高罗佩也在狄公形象上有意无意渗入了自我影像。荷兰作家维特宁（Janwillem van deWetering）在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中写道：“高罗佩在畅饮琴酒后的微醺之际,曾喃喃地对朋友说:‘狄公就是我’。”狄公不仅征服了西方读者，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福尔摩斯”，也让广大中国读者重新认识了狄仁杰。由此，狄公形象在西传及东归的传播过程中生发出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施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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