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慧能禅宗越往后发展，以往戒律对于南宗门人就越丧失拘束作用。传说石头希迁给丹霞天然剃发讲戒律，天然掩耳跑走。禅门荡涤戒律的另一面，则是重新收拾自家戒规，这种重新收拾，隐含了摒弃往古戒律、重建禅门规戒的立意，体现了禅门戒律观一破一立、破立一体的格局，也标志着佛教戒律中国化的走向。这种重新收拾工作，是由百丈怀海完成的。
百丈怀海（720-814年）别创禅律，号称《百丈清规》。（注：《百丈清规》后世失佚，以后以之为蓝本存以下清规行世：1103年宋代宗颐编的《崇宁清规》，1266年惟勉编的《咸淳清规》，1311年元代的东林咸公编的《至大清规》。至1330年，百丈山德辉禅师汇三归一而成《敕修百丈清规》，颁行天下僧寺遵行。）百丈清规的创制，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从东晋道安编定僧尼规范到南山道宣以《四分律》会通大乘，从中土对菩萨戒法的青睐到天台、禅宗以心持戒、无相戒法的持戒理念，都体现了如何使佛教戒律与中国佛教僧团生活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百丈清规的创制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僧团伦理规范与持戒理念的形成。百丈清规亦称古清规，其原本在南宋之后全部失去，宋史官杨亿的《古清规序》是概括百丈创制清规的初衷及清规的基本内容、结构的可靠资料。《古清规序》现序于元代百丈山德辉禅师依古清规为蓝本而汇编的《敕修百丈清规》中，收于《大正藏》第48卷。杨亿说：“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菩提达磨，引者注），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佛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阿笈摩教为随行耶！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12](P1158)百丈怀海根据菩提达磨至慧能以来禅门丛林生活的实际，出于博约折中，随宜制律的内在动机，别立禅居，禅寺开始离律寺而独立，不立佛殿，只树法堂，法超言象；整顿威仪，依法而住，合院大众，朝参夕聚，宾主问酬，激扬宗要；斋粥随宜，务于节俭，法食双运；行普请法，上下均力；置十务寮舍，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各司其局，并设维那检举，规范僧行，[12](P1158)于是，“天竺传来的烦琐无比的大小乘律，被怀海推倒，这在反天竺宗派上是一个成就”。[13](P83)
根据《古清规序》中所述的创制本意及内容结构，我们结合禅宗戒律思想发展的脉落和当时丛林生活的实际，将百丈清规创制背景和独创性内容分析如下：
第一，百丈清规的创制是承禅宗“若欲修行，不由在寺”的主张，由栖息山林岩阿而别立禅居，既而独创禅律的结果。自道信、弘忍以来，普通禅僧大多无度牒、无寺籍，即使是禅僧领袖，也只是挂名于合法寺院，而本人却离寺别居于岩洞、茅庐。史载，自唐玄宗时期始，官方将禅师聚居于寺，改为律寺，将禅众置于戒律控制之下，[14](P260)而怀海别立禅居，正合禅众摆脱律寺的意愿。
第二，百丈清规的创制也意在检束德行，改变丛林龙蛇混迹、凡圣同居的局面。《广清凉传》卷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僧无着，大历二年夏五月初至清凉岭下，时日暮，倏见化寺，因扣扉请入。主僧宾接，问彼方佛门何如？答：时逢像季，随分戒律。复问众有几何？曰：或三百或五百。无着问曰：此处佛法如何？答云：龙蛇混迹，凡圣同居。”从无着禅师的见闻可窥当时丛林状况之一斑。唐贞元、元和间（785-806年），禅宗日盛，宗匠常聚徒众于一处，修禅办道，在此情形下的禅林生活，自然也会存在“随分戒律”、“龙蛇混迹”的状况，因而修正禅林未合规制、言行失检的情形成为百丈规范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百丈清规的创制是中国僧众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演化的结果。余英时先生认为，在南北朝至安史之乱之前，中国佛教在经济方面主要靠信徒的施赐（包括庄田）、工商业经济经营以及托钵行乞等方式来维持。安史之乱以后，佛教大多失去了富族贵人的施舍，佛教徒走向了自食其力的道路。[15](P458)我们认为，这一情形对于以山林佛教为特征的禅宗，尤其是慧能南宗而言尤为突出，禅宗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决定了僧团伦理观念的演变，而百丈清规正是这一演变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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