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按：《傳法寳紀》一卷，唐杜胐著，是現存早期禪宗史書之一，本世紀三十年代從敦煌遺書中發現。

    作者杜胐，字方明，唐朝京兆（府治今陝西西安）人。關於他的事蹟，史書上沒有專門記載。據唐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二八〇），他可能是禪宗北宗名僧大智義福（六五八—七三六）曾師事過的洛陽大福先寺的「胐法師」。義福曾從「胐法師」學習大乘經論，後來往嵩山訪法如（六三八—六八九），到時法如已去世，轉而到荊州玉泉寺投到神秀（？—七〇六）的門下。另外，日僧圓仁（七九四—八六四）入唐求法所帶回的書中有《南岳思禪師法門傳》二卷，在其《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中題為：「衛尉丞杜胐撰」；在《在唐送進錄》中題為：「清信弟子衛尉丞杜胐撰」（皆載《大正藏》卷五十五）。這個衛尉丞杜胐與上面講的胐法師是不是一個人，是不是《傳法寶紀》的作者杜胐，現僅據已有的資料是難以確定的。但從《傳法寶紀》中神秀一系的贊詞和後面所說：「昔嘗有知音者令修此傳記。今將草潤絕筆，輒為其後論矣」，可以認為，作者杜胐與神秀一系的人是有密切關係的。

    關於《傳法寶紀》撰寫的年代，日本學者一般認為比唐淨覺所撰《楞伽師資記》（當撰于先天元年至開元四年，即公元七一二—七一六年之間）略早，大約在開元初年﹝一﹞（七一三）。實際上，從書上有關記載來看，它當晚於《楞伽師資記》。有三處記載有助於大體確定它的年代。（一）本書作者署名「京兆杜胐」。「京兆」在隋代是郡，唐武德元年（六一八）改為雍州，領萬年、長安等二十二縣，開元元年（七一三）改雍州為京兆府（《舊唐書?地理志》）。因此書題「京兆」，應在開元元年之後。（二）「神秀」章謂在神秀死後，孝和（唐中宗諡號）在塔所為置度門寺，「睿宗複出錢三十萬修崇焉」。睿宗李旦是高宗的第八子，在高宗死後一度立為皇帝（六八四），後被武則天廢；景雲元年（七一〇）韋後殺中宗，臨淄郡王李隆基率兵誅韋後，擁戴其父睿宗即皇帝位。先天元年（七一二）睿宗自尊為太上皇，立李隆基為皇帝（玄宗），開元四年（七一六）死，被謚為「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因此，《傳法寶紀》中有「睿宗」廟號，意味著此書又不能早於開元四年。（三）作者在「論」中說：「今大通門人，法棟無撓。伏膺何遠，裹足宜行，勉哉學流，光陰不棄也。」說明撰寫《傳法寶紀》時，大通神秀的主要弟子尚在，作者希望當時的學僧前去皈依。《楞伽師資記》載神秀的付法弟子有嵩山普寂（六五一—七三九）、嵩山敬（景）賢（六六〇—七二三）、長安義福（六五八—七三六）、藍田惠福。前三人都有碑文﹝二﹞，生卒年代可查。其中普寂去世最晚，是關元二十七年（七三九）。此外，據敦煌文獻《菩提達摩南宗是非論》記載，唐開元二十年（原作二十二年）神會在滑臺與北宗僧人辯論時已提到：「今普寂禪師在嵩山豎碑銘，立七祖堂，修《法寶紀》」，「今修《法寶紀》，又立如禪師為第六代」。可見，《傳法寶紀》在開元二十年之前已經存在。據以上考察，《傳法寶紀》當撰於開元四年（七一六）至二十年（七三二）之間。

     中國禪宗奉北魏菩提達摩為初祖，但從五祖弘忍（六〇二—六七五）之後分為神秀的北宗、慧能的南宗兩系，後來南宗盛行全國，北宗衰微，因此社會上流傳的禪宗史書也多是南宗僧人編撰的，而北宗僧人或信徒編寫的史書逐漸從社會上佚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從敦煌遺書中發現的《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寶紀》為我們瞭解禪宗初創期歷史，特別是北宗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此二書的記載表明，在七世紀末八世紀初，北宗曾盛行於以長安、洛陽二都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神秀、玄賾、慧安（老安）曾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神會《南宗定是非論》語），朝野道俗歸信者很多。這兩部史書大致同時編著，都記載了從北魏菩提達摩以來以《楞伽經》為傳法心要的北宗禪法傳承事蹟和北宗禪法風格。但二書似乎互不相知，互不受對方的影響，各具自己的特色。

    《傳法寳紀》篇幅比較短，由序、目錄和從達摩至神秀的七章以及作者的總論組成，書後還附有《終南山歸寺大通神秀和上塔文》。這裏僅扼要介紹兩點。

禪宗祖統説的提出

    現存河南嵩山會善寺遺址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之碑（文載《金石續編》卷六）提出了最早的禪宗付法相承的祖統說。法如是弘忍的弟子，此碑文當撰於他去世的唐永昌元年（六八九）。碑文引東晉慧遠的《禪經序》，認為印度的傳法世系是佛傳阿難，阿難傳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後菩提達摩來中國傳授此法，「入魏傳可，可傳粲，粲傳信，信傳忍，忍傳如」。《傳法寶紀》繼承了此說，又加以發展，說菩提達摩傳慧（或作惠）可以後，「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法如，法如及乎大通（神秀）」，並為他們一一立傳，介紹他們的傳法事迹。禪宗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以心傳心，因此特別重視祖師禪法的傳承世系。後世禪宗盛行以後，南宗史書（稱之為燈史）編出天竺二十八祖，並以菩提達摩（多用磨字）兼中華初祖的說法，然其雛形，恐怕就是法如碑和《傳法寶紀》提出的樸素的祖統說。

    關於《傳法寶紀》的祖統說，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對僧璨的記述，在比《傳法寳紀》出世稍前的道宣《續高僧傳》（成書於公元六四五—六六五年）中，對僧璨從惠可受法祇說：「可禪師後，粲禪師」（卷二十五《法沖傳》）；法如碑也只說：「可傳粲」。《楞伽師資記》中也稱粲禪師，雖為他立傳，但只說：「《續高僧傳》曰：可後粲禪師。隱司空山，蕭然靜坐，不出文記，秘不傳法，唯僧道信」等簡單記述，主要篇幅是引用僧粲為北周僧惠命《詳玄賦》所作注釋的《詳玄賦》。在《傳法寶紀》中首次用「僧璨」這個名字，記述他從惠可受《楞伽經》和禪法，以及他隱居舒州皖公山（在今安徽潛山縣西）傳法的事蹟，其基本情節為後來的禪宗史書繼承。二是把法如置於弘忍之後的寫法。《楞伽師資記》記載五祖弘忍的受法弟子有神秀、玄賾、慧安等十人，雖對神秀特別重視，但又說：「忍大師授記雲：後傳吾道，只可十耳。俱承忍禪師後。」把潞州的法如、韶州的慧能等人，也只是列為傳教於各地的十大弟子之中。《傳法寶紀》直接繼承法如碑，在弘忍之後置上法如，所寫內容與法如碑大同，謂法如死前對弟子說：「而今以後，當往荊州玉泉寺秀禪師下諮稟」，此後神秀纔正式傳授禪法。聯繫到《續高僧傳》記載達摩的弟子有惠可、道育；惠可之後有粲、惠、盛、那、端、長、真、豐諸禪師，說明在禪宗的初創期，師徒之間的付法傳承關係並不存在嚴格的嫡庶差別，嗣法弟子不止一人。早期禪宗史書中的傳法祖統說，是受作者所屬的派系或他的觀點制約的。看來《傳法寶紀》的作者雖對神秀一系十分崇信，但似乎對法如更親近一些。

重視直觀頓悟，輕經輪的禪風

    據《續高僧傳》卷十六《菩提達摩傳》，達摩述有《入道四行》（敦煌遺書中發現有《二入四行論》，《景德傳燈錄》卷三十和《楞伽師資記》中載有曇林記《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說入道有二途：一為理入，即「壁觀」，謂在坐禪中心如牆壁，泯滅一切有無差別觀念，直悟真如實相；二為行入，即按照報怨行（甘心受苦）、隨緣行（不為苦樂得失動心）、無所求行（無貪求情欲）、稱法行（心與法相應,亦即六度）四個要則修行。本卷的《僧可傳》及卷二十五《法沖傳》都說達摩以《楞伽經》四卷傳授弟子，強調「專唯念惠，（當為慧），不在話言」，「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從《楞伽師資記》和《傳法寳紀》對禪法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從慧可、僧璨到神秀弟子都是基本上繼承了這一禪法傳統的。但是，二書在記述中也各有側重。《楞伽師資記》對楞伽經》的傳授更為重視，甚至將《楞伽經》的譯者求那跋陀羅（三九四—四六八）置於達摩之前作為初祖，並很強調達摩所說《入道四行》，把它全文引入書中；在為歷代祖師立的傳中詳引他們的著述、言教，如在「道信」章引用他著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竟占全書五分之二篇幅；在對禪法的記述中重視「默然靜坐」，「妄盡而真現」，以及「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明見佛性」等。與此相比，《傳法寳紀》更重視頓悟，說菩提達摩對慧可授法是「密以方便開發，頓令其心直入法界（按，指立即使心與真如契合）」；達摩「息其言語，離其經論，旨微而徹，進捷而明」，教人不通過言語經論，迅速體悟法身實相。此書對世上所傳達摩的「壁觀」、《入道四行》提出異議，認為這些只是當年達摩進行權宜教化的手段和片面說法（「當時權化，一隅之說」）不是真理（「至論」）而有人「隨自得語，以為真論，書而寳之，亦多謬也」。當然，《傳法寳紀》作為北宗的史書，對靜默坐禪也有介紹，說道信常勸門人：「努力勤坐，坐為根本」，「閉門坐，莫讀經，莫共人語」。這也是北宗禪法的主要特點。後來南宗神會（六八四—七五八）批評北宗的禪法是：「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敦煌卷子《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但是，《傳法寶紀》作者把達摩禪法解釋為「頓令其心直入法界」，可以說是反映了禪宗在弘忍、神秀之後的一種新的動向。

    《傳法寶紀》大概流傳不久就湮沒無聞，甚至在現存的一切書籍中都沒提到此書的名字，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纔從敦煌遺書中發現。此書的抄本原件皆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有這樣三種卷子：

    （一）P（伯希和）二六三四號，僅存序和「達摩」章的一部分。日本學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鳴沙餘韻》和一九三三年出版的《鳴沙餘韻解說》（皆有岩波書店出版）中收錄了它的照片並作了介紹。在一九三二年又將其校本收錄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之中。

    （二）P三八五八號，僅存從「道信」章的後半至「法如」章的前半的二十五行。

    （三）P三五五九號全本。日本神天喜一郎在一九三六年發現，一九四三年將其校本收在白石虎月編的《續禪宗編年史》中的「附錄」中發表。柳田聖山一九六七年發表了《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法藏館版），在書前收有此抄本的照片，書後「資料的校注」中載有他詳加校訂、注釋的全文。此後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初期的禪史Ⅰ》中有對此書作了注釋並譯成日文。柳田對此書的校勘、整理，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這裡載錄的《傳法寶紀》是以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書後所附的校勘本為底本〔三〕，用敦煌文書P二六三四號（注稱甲本）和P三五五九號（注釋乙本）重作校勘，對柳田校本中的一些字又作了修改，在正文後用附注加以簡單說明；此外，對句讀也有改動的地方，並換上中國通用的標點；某些段落也稍有變動。

    注：

    〔一〕見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法藏館一九七六年版）、《初期的禪史Ⅰ》（築摩書房一九七一年版）、椎名宏雄《北宗燈史的成立》（載《敦煌佛典與禪》，大東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二〕普寂的碑文，指唐李邕《大照禪師塔銘》（《全唐文》卷二八〇）；景賢的碑文，指唐羊愉《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全唐文》卷三六二）。義福的碑銘，見前述。

    〔三〕這樣做是表明本校勘實在柳田教授研究校勘的基礎上進行的，並希望中國學術界繼續研究，以期校出一個最完善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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