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發表的敦煌新本《六祖壇經》，是敦煌縣博物館所藏七七號文書上的第四個抄件。因為以前已有由日本學者從敦煌遺書中發現和最早校訂的「敦煌本」《壇經》，故可稱此本《壇經》為「敦煌新本」，或「敦博本」。

    敦博七七號抄件原是一九三五年由敦煌縣的名士任子宜發現並保存的。

    家向達教授（一九○○－一九六六）西游敦煌訪查古代寫經時，曾從任子宜那裏見過這個抄本。他在此後所寫的《西征小記》中說過此事：

    ……又梵夾式蝶裝本一冊，凡九十三葉，計收《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南洋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及神秀門人淨覺《注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四種，祗《定是非論》首缺一葉十二行，餘俱完整。末有比丘光範跋云：

    遺法比丘光範幸於末代獲偶真詮。伏睹經意明明，兼認注文了了。授之滑汭，藏保筐箱，或一披尋，即喜頂荷。旋妄二執，潛曉三空，實眾法之源，乃諸佛之母。無價大寶，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濟他，即滯理而成恡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下缺約一頁

    光範跋缺一葉，不知僅刻《心經》一種，抑兼指前三者而言。任君所藏，當是五代或宋初傳抄本，每半葉六行，尚是《宋藏》格式也。(按，見一九五〇年七月出版《國學季刊》第七卷第一期。此文後收在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

    任子宜所收藏的這個抄本。在建國後輾轉到敦煌縣博物館珍藏，文書編號為七七號。抄本的前後封皮用的是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的《西北日報》報紙，在《南宗定是非論》正文前及《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題下右側，都有任子宜寫的發現此抄本的時間地點。前者是:

    此經余於民國二四年四月八日得之於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宜誌。

後者是：

    民國廿四年四月八日獲此經於敦煌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宣敬誌。
經查證，這就是向達所介紹的那個抄本。但向達寫的有錯誤，把「菩提達摩」寫成「菩提達磨」，把《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寫成《注金剛般若被羅蜜多心經》，把跋文中的「旋忘二執」寫成「旋妄二執」。此外，還遺漏了一種著作，即排在《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後面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和詩一首。大概因為它的篇幅太小，被忽略了吧。

    《六祖壇經》是這個抄本中的第四篇禪宗文獻，原題是：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尾題是：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

    全書八四頁，首頁祇有半個標題，其它每頁六行，每行約二十五字，共約一萬二千四百字左右。

    敦博本《六祖壇經》的發現，為六十年來繼續進行的《壇經》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

    下面想從國際學術界對《壇經》的研究、敦博本《壇經》及其學術價值、《壇經》的形成與發展、《壇經》的禪法思想等方面，談一下我的看法。

一、六十年來《壇經》研究的回顧

    近代以後學術界對禪宗基本文獻《六祖壇經》開展深入研究，是從日本學者從敦煌遺書中發現《六祖壇經》開始的。

    日本佛教學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二三年兩次到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調查本世紀初斯坦因從中國掠取的敦煌古文書，從中發現大量久已失傳的佛教典籍。其中他發現並攝影帶回國內的《六祖壇經》、《歷代法實記》、《楞伽師資記》和《大乘北宗論》、《觀心論》等禪宗文獻，對日本開展早期禪宗史研究起了直接推動的作用。

    矢吹慶輝把帶回的敦煌本《六祖壇經》(編號：斯五四七五)照片作了校寫，一九二八年編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卷出版，一九三〇 年又把照片收入《鳴沙餘韻》(岩波書店版)發表。他在《鳴沙餘韻解說》(岩被書店一九三三年版)中對敦煌本《六祖壇經》介紹說：

    一〇二、一〇三.《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載《大正藏》四十八卷第三三七——七四五頁。

    斯坦因本(三七七)，標題次行署集記者之名：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與普通卷子本不一樣，厚紙四十六葉，每葉折中，取折本，方冊型式。影印縮微照片約為原本的三分之一大，四十六葉全予收錄。書體當為唐末宋初，正文脫誤假借頗多，從其內容可認為是現存《壇經》的最古本……敦煌本不分篇章，亦不分卷……其原本可推定為六祖滅後二十餘年後的某年形成。

    現在發表的敦博本《六祖壇經》的標題除了把「般若」寫成「波若」之外，其它全同矢吹發現的敦煌本，署名一樣，裝潢也略同。後文將對此作專題介紹。此敦博本《壇經》實為原敦煌本《壇經》的同源異抄本。

    敦煌本《六祖壇經》的發表，立即引起日本學術界對《六祖壇經》重新研究的興趣。此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社會上最流行的《六祖壇經》是明代《嘉興藏》所刊行的宗寳本，或這個本子的單行本。此本原是來自元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僧宗寳據當時流行的三個《壇經》本子的改編本。在此本風行社會以後，其它本子的《壇經》逐漸湮沒無聞。由於敦煌本《壇經》的發現，也啟示人們搜尋舊有的其它《壇經》。就在敦煌本《壇經》出世不久，日本學者在京都的興聖寺發現了北宋初由惠昕改編的《六祖壇經》，學術界稱之為惠昕本《壇經》，或因其發現地而稱為興聖寺本《壇經》。原本題為《六祖壇經》，署名為「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述」，序中說：

    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

    另有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晁子健為再次刻印此本所寫的記，謂此原為其「七世祖文元公所觀寫本《六祖壇經》」。據日本佛教學者鈴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和我國學者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考證，惠昕是在北宋太祖乾德五年(九六七)五月把《壇經》改定為二卷十一門的，胡適還考證出晁子健記中所說的「七世祖文元公」即北宋初的文學家晁迴，《宋史》卷三〇五有傳。晁迴八十一歲第十六次看《壇經》，在上面題字，時間是天聖九年(一〇三一)。晁子健實為《郡齋讀書志》(成書於一一五一年之前)作者晁公武的堂兄弟。胡適又據此書卷十六及《文獻通考﹒經籍考》所載惠昕本《六祖壇經》有三卷十六門的話，認為「在一〇三一年到一一五一年，在這一百二十年之間，惠昕的二卷十一門壇經，已被人改換過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門了」(《壇經考之二——跋日本京都掘川興聖寺藏本壇經影印》)。鈴木大拙在一九三三年首先將興聖寺本《壇經》影印出版，次年又與公田連太郎共同校訂並由森江書店出版。興聖寺本《壇經》距敦煌本《壇經》的形成時間較近，從內容上看是明顯地繼承了敦煌本的內容。此書的發現，為校訂和研究敦煌本《壇經》提供了方便。鈴本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參照興聖寺本對敦煌本《壇經》進行了校訂，把全書分為五十七節，皆加標題，並撰文加以解說。

    日本另一位佛教學者宇井伯壽(一八八二—一九五三)也利用興聖寺本對敦煌本《壇經》進行校刊，並將兩者進行比較研究。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第二禪宗史研究》(岩波書店版)中發表了《壇經考》，對《壇經》的宗寳本、德異本(包括曹溪原本)、契嵩本、惠昕本、敦煌本，進行了綜合考察研究，認為最早的《壇經》是抄寫於唐宋之間的敦煌本，其吹是宋初的惠昕本，日本興聖寺本和大乘寺本皆屬此系統。宋代契嵩本雖已不存，但元代德異本和宗寶本當參照過此本。德異本已經不存，但朝鮮的大德本和中國後世所傳的曹溪原本皆源於此本。他還談到，《壇經》在中國南方接近邊境的地方形成，後流行北方，以至唐末宋初作為寫本被藏在敦煌。唐在公元九〇七年滅亡，宋在公元九六〇年建國，可以說在公元八五〇年——一〇〇〇年之間是流行寫本《壇經》的。這種寫本在藏入敦煌洞窟之前後已在北方地區流傳。例如據川上天山的《西夏語譯六祖壇經》論文（支那佛教史學》第二卷第三號)，學術界發現了西夏惠宗即位四年(一〇七一)的西夏語譯《壇經》的斷片五葉，在加以漢譯後進行對照，證明此即來自敦煌本〔一〕。可見在惠昕改編《壇經》一百零四年之後，而在契嵩本刊行十五年之後，敦煌本《壇經》仍在世上流行。可以認為，此時社會上至少有三、四個《壇經》本流行。 敦煌本所載《壇經》的付囑系統是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相承。可以認為，在萬昕改編《壇經》之前，這兩個系統所傅承的《壇經》都是不分段落章節的。 在《壇經考》後面還附有宇井伯壽校訂的敦煌本《壇經》。他把全文分為三十七段，凡認為是後人偽造添加的部分一律加上括弧用小字印出，把其餘部分還譯為日文。這樣他實際把原文砍掉了五分之二。這種做法受到日本一些學者的批評。

    在日本最早着手對《壇經》進行研究的學者是松本文三郎(一八六九——一九四四)。他早在敦煌本《壇經》發現以前就寫了《金剛經和六祖壇經的研究》(一九一三年貝葉書院版)。認為《金剛經》對初期禪宗影響很大，六祖惠能(或作慧能，學衛界不統一。本文引用，按原作者的用法)由此經而得悟，並形成後來的《續經》。松本文利用當時可見到的《壇經》各本的序、跛、宗密的著作以及《全唐文》等資料，對惠能的傳記和說法的原型進行考察，探究何者是流行本《壇經》中的增加部分。敦煌本《壇經》公佈後，他在一九三二年寫了(六祖壇經的書誌學研究》的論文(後改題《六祖壇經的研究》，收入一九四四年創元社出版的《佛教史雜考》)，對明本、敦煌本、興聖寺本《壇經》進行對比研究，認為《壇經》似乎是繼承曹溪惠能法系的南宗祖師作為印可證明，而授與弟于的傳授本。他們秘懷此書，奔走天下。祇把此書授與特定弟子，即使在遠離中原的西陲敦煌，也同樣如此。斯坦因本是天下的孤本，是偶然殘存下的一本。他又從敦煌本與興聖寺本所載的傳承世系及內容進行考察，認為二者在形式上雖有差別，但從內容上看相距時代不遠。因此作為天下孤本而又是劣本的敦煌本是可以讀通的，是可以據興聖寺本進行校勘的。這種觀點為利用興聖寺本校勘敦煌本《壇經》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九三五年鈴木大拙又在石川縣大乘寺發現惠昕本系統的另一種《壇經》，稱之為大乘寺本《壇經》。這一發現又為《壇經》研究增添了新資料。一九四二年鈴木出版了由他校訂的《韶州曹溪山六祖壇經》(大乘寺本。岩波書店版)，鈴木撰文對此本作了介紹。書最後一行有「道元書」三字，鈴木認為其原本當為日本曹洞宗祖師道元（一二〇〇——一二五三)或其弟于所寫，從中國帶回的。道元在一二二三年入宋，四年後歸國，此《壇經》當抄於這一段時期內。但大久保道舟認為，大乘寺本《壇經》的原本當是道元的弟子義介(一二一九—一三〇九)從宋朝抄寫回來的。此本《壇經》屬惠昕本系統，分上下二卷由十一門組成，但標題中無「門」字。前面無惠昕的序，有北宋
政和六年(一一一六)福唐將軍山隆慶庵比丘存中為「再刊」而寫的序。據此，大乘本的原本要比興聖寺的原本(一一五三)早三十七年，距惠昕改定《壇經》時間(九六七年)也近。此後又發現同屬存中再刊本的寫本金山天寧寺本《壇徑》〔二〕。一九七九年在《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十號上發表了石井修道的《真福寺文庫所藏的〈六祖壇經〉介紹》，說在名古屋市的真福寺內收藏一部抄寫於十四世紀的《六祖壇經》，雖與大乘者本一樣，也二卷，由十一門組成，但時間更早。此本原由伊藤隆壽發現，石井對此作了詳細研究.並在文章後面發表了他作的校訂本。此書前也有惠昕的序，後面有北宋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周希古寫的後敘。據此可以證明晁公武《郡齊讀書志》衢州本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轉錄的說惠昕本《壇經》有三卷十六門是錯的。因周希古為刊印《壇經》寫後序的時間早於《郡齋讀書志》(一一五一年自序)問世的時間。二書或謂「周希復有序」，或謂「周希後有序」，胡適認為「周希後是周希復之訛」，而據真福寺本，原文應為「周希古後有敘(同序)。」此本《壇經》的原本，比晁子健所據以刻印的寫本(天聖九年，公元一〇三一)還早，上距惠昕改定《壇經》才四十五年，可以說更接近惠昕的原本。以上三本《壇經》從內容上可看作是一個系統，與興聖寺本相比缺少下邊三個內容：

    （一)惠能被追至大庾嶺時，「祖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麽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

    (二)「至高宗朝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雲旛動，一僧雲風動，惠能雲：非旛動風動，人心自動。印宗聞之竦然。」

    （三)惠能死後，「至元和十一年詔追謚曰大鑒禪師。事具劉禹錫碑。」

    在語言上也較樸素，有不少地方「惠能」稱「某甲」等等。但真福寺本的原本早於存中的再刊本，所載南宗編造的西天二十八祖與敦煌本基本相同，而大乘寺本則已采用《寳林傳》、《景德傳燈錄》所編定的祖統說了。石井所作《六祖壇經異本系統圖》把各本的關系標示出來，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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