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文益的禅教思想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蒋义斌
　　中华佛学学报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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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法眼宗是禅宗最晚成立的宗派，它的成立回应了禅宗所面临的新挑战。禅宗在五代渐成为佛教的主流，但也更加世俗化。法眼文益的师承中，玄沙师备行“头陀行”重视清修，他并且是位“抱本参禅”的典范，玄沙师备的禅法和临济系的禅法，有相当的不同。
　　法眼文益由罗汉桂琛处，掌握到玄沙师备禅法的特色，并建立新的典范。《宗门十规论》最能彰显法眼文益禅法中，对时代的反思。其“禅教合一”思想，明白地说：“苟未经教论难破识情”到头来仍要“枉入轮回”。
　　《宗门十规论》的论述形式，颇能反映“般若”的反思，《十规论》其实是十篇反思的文章，其中每一论均先提出禅宗的宗旨，然后分析当时禅宗的时弊。文益认为禅宗发展出的不同“宗风”各有其长处，各“宗”间的差异，并不碍于同属禅宗血脉的事实。法眼文益用“学般若人”来称呼参学者，是值得注意的用例，而《宗门十规论》的著述体例，也参考了华严宗的用例。
　　关键词：1. 法眼文益 2. 玄沙师备 3.《宗门十规论》4. 禅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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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言
　　南宗禅“一枝开五叶”完成于五代之际，法眼宗是最晚成立的禅派，因此对禅宗已有的资源，有机会作更有效的整合。唐末五代禅宗史的主轴，是湖南石头系禅法的兴起，法眼宗即属此系。
　　然而法眼宗的兴起，亦有其社会背景。法眼文益的新禅风，即对当时禅学界的内部纷争，有所感发，而禅宗在兴盛的背后，世俗化的结果，也隐伏了许多问题。文益对时代的处方是“禅教一致”，本文即由文益《宗门十规论》来论述其禅教观。
　　二、法眼文益的时代
　　法眼文益（885～958)浙江余杭人，七岁时从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 [1]　不久即“禀具”於越州开元寺，在他的传记资料中，说他早年对戒律颇为热中，故从学于明州\0山阿育王寺的律匠希觉法师，颇有心得。[2]　《景德传灯录》说他早年除了注重于律外，并“复傍探儒典，游文雅之场”，[3]　而希觉，夸赞他是“我门之游、夏”。[4]
　　希觉律师（864~948 100%\'>），[5]　以擅长南山律著称，其师承如下：法宝（玄畅，797～875）[6]─慧则（835～948) ─希觉。希觉的律学著作为《增辉录》二十卷，史称“浙之东西，盛行斯录”，[7]　吴越世宗（文穆王）曾造千佛伽蓝，礼请希觉为寺主，而“四方学者骋骛而臻”， [8]　法眼文益于受教于希觉时，所读的儒典为何，在文益的传记中并未明说。佛教的戒律，是僧侣的基本训练，而早期热中戒律的文益，在习律时并“傍探儒典”，而且得到“律匠”的称赞，是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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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考察慧则、希觉的行履，对文益早期“傍探儒典”的情形，当有所助益。慧则“清苦执持，近苦（古）罕有”，不失为律师的风范。于唐懿宗咸通3年（862）于崇圣寺讲《俱舍论》时，亦讲丧礼，史称他一生曾讲《俱舍论》、丧仪、《论语》各数遍。慧则另一同门师兄弟元表，亦善南山律，“诸郡学人无不趋集”，史称元表为“贞谅之士”，除了专志于律学外，又“兼勤外学，书史方术无不该览”。[9]　律师研律，与礼学相近，故慧则讲丧礼，是可以理解的，但慧则多次讲《论语》，元表“书史方术无不该览”，则已说明五代时僧人的训练已不限于佛教的经、律。
　　希觉为慧则律师弟子中声名最显者，除了擅长佛教戒律外，又“外学偏多”，尤长于《易经》，曾著《会释记》解《易》，并“常为人敷演此经”。[10]　法眼文益七岁即落发，他的“外典”训练应来自于希觉。若僧人在出家之前曾习儒业，在出家后仍保有“外典”训练，是可理解的，文益自幼即出家，则他的“外典”训练，相反地是得自于他的佛门老师，但以律师的身分，讲授“外典”，应是晚唐五代时才渐普遍的现象。自幼即出家的文益，在律师处接受“外典”的训练，而博得“我门之游、夏”的称誉，更彰显出，唐末五代僧侣的训练，已与南北朝、隋唐时有所不同。
　　法宝律师经历唐武宗会昌法难（842～846），法宝曾上表谏止，[11]　但不为武宗接受，并被迫还俗，直至武宗崩，宣宗立，法宝才恢复僧籍。 [12]　另外，与法眼文益师承有关的雪峰义存，年幼即出家，依庆玄律师，在武宗毁佛时，亦在澄汰之列，宣宗即位，义存才又恢复僧籍，然而从此，义存不再“讲肆”，而“唯访宗师”，义存所继承的禅系是青原行思的禅系，嗣法于德山宣鉴禅师，[13]　因义存的影响，德山至宋代禅林有“德山棒，临济喝”之说，德山的传记资料说他青年时“毗尼胜藏靡不精研”，而后才参访宗师，武宗毁佛结束后，德山禅师的“玄徒”常盈五百。[14]　可见武宗的毁佛，对佛教的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15]　在法眼卒前三年（即周世宗显德2年），北方的政权又发布毁佛之诏，这次毁佛对佛教的打击虽不及唐武宗的毁佛，但同样也给佛界教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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